百五十户，可以很明显的发现，他们每年交的税都在增加，而且都是在田亩数不增加，且减少的情况下。

司理院提供的账目情况，与我所查，是完全吻合。

为什么会这样？就是因为王知县将那些大地主的田亩税，几乎都平摊给了普通农户，其中如耿明这样的二等户是涨幅最高的。

因为二等户有钱，但没有权力和地位，而且大家都平摊一些，他们就还能够忍受住，也不至于闹事。

而用的手段，方才刘东和耿明都已经说得非常明白清楚，我也不明白，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人质疑，他们多交的那些钱，到底算什么？”

范纯仁道：“这都是韦愚山干得，与王知县有何关系？”

“范司谏先别急。”

张斐笑道：“我这里还有一份文案，哦，也是司理院提供的，是关于这两年，开封县处理的田税的诉讼。”

许芷倩立刻给他递上。

张斐拿着文案一扬，“王知县处理的田税纠纷，是前任知县的三倍之多，处罚之力度，也是远超过前任，经常用板子招呼所谓的‘刁民’，铁面二字，那是当之无愧。

但无私呢？可是未必。全都是处罚二三四等户的，其中涉及一等户的案例非常少，即便有，判决也都是有利于一等户的，是无一例外。”

说到这里，他将文案递给过来的文吏，又继续说道：“王知县的升职诀窍很简单，就是他给予大地主、大乡绅极大的宽容，任由他们兼并土地，同时又给予二三四等户非常严厉司法监督。

他用所谓的执法必严，就是迫使二三四等户分摊了大地主的偷税漏税，然后有用怀柔伎俩，赢得那些大地主的好感，当他需要钱兴修水利，大地主都愿意捐钱，大家是心照不宣。

故此王知县的政绩，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，‘出色’，做了事，还不花朝廷的钱，朝廷不升他升谁。但他真的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啊。

我也相信王鸿可能真是没有收过别人的钱。

但我想问各位一句，多少钱是可以买到开封县知县的职位？”

院内是一片鸦雀无声。

原来如此！范纯仁这才恍然大悟，但他也马上质疑道：“这最多也只能算作王知县为官不正的左证，而不能算作王知县贪污受贿的证据。”

道理大家都听明白了，但公堂之上，讲得还是法律，光凭这一点，你告不了贪污受贿罪，最多只能算是一个左证。

张斐笑道：“所以我告得也不是贪污受贿罪，而是故出人罪。”

范纯仁一时语塞。

通常来说，故出人罪都伴随着贪污受贿，私相授受。

但是，从《宋刑统》的解释来看，这就不是一个必要条件。

常理是不能替代律文的。

张斐环目四顾，朗声道：“母庸置疑，王鸿王知县绝对是一位能力出众，拥有丰富审案经验的官员。

而且他在催缴税收期间，也判决过很多税收诉讼的案子，他是不可能因为催缴税收，而忽略了耿明的冤情。

那么就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王知县他企图包庇韦愚山。而从汴京律师事务所耳笔一案，以及刘东的遭遇，也不难看出，他其实是一个惯犯，百姓的确是受迫于大地主，但王鸿却拿着表面上的证据，驳回百姓的诉讼，可见那个驳回只是王鸿的一种习惯，这甚至比特殊照顾还要可怕。

他仁政爱民，爱的是大地主、大富绅、大乡绅，他执法严明，严的自耕农、小工匠，小市民。

他的爱与恨是如此的矛盾，也导致方才审问的时候，处处充斥着矛盾，让人也分不清他到底是个好官，还是个贪官。但只要将这个‘民’区分开来，那么一切都能解释的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

韦愚山绝对是发自内心地欣赏他，但他的欣赏，恰恰就是王鸿作恶的证据。

除非朝廷将‘仁政爱民’、‘藏富于民’写入《宋刑统》中，并且写明这个‘民’只指富绅、大地主、乡绅，否则的话，王鸿绝对犯下了故出人罪。”

“杀了这狗官！”

“狗官！”

“要不判这狗官故出人罪，天理何在！”

……

门口的市民突然如疯了一般，举臂高呼，歇斯底里，咬牙切齿。

怨气滔天。

就还是那句话，民不患寡而患不均。

你真要政绩，你狠一点，也行，你一视同仁，对每个人都横征暴敛，你就是再狠一点，百姓也不会这么生气。

结果你还让低等户去分摊高等户的税收。

这简直比贪官还可恶。

院内则是一片死寂。

唯有王安石盯着对面的司马光，嘴型一直保持着“藏富于民藏富于民藏富于民”。

气得司马光直接将脸偏到一边去。

可惜王安石只能憋着笑，外面情绪这么高，他也不好意思哈哈大笑。

但此案审下来，他很爽，这笔买卖做得太值了，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