质疑时，对方也解决不了。

因为操作系数太难，假设我是荆州人，在大名府当官，按理来说，一年之内，是能够将消息送到，但问题是，谁能保证路上不出现意外，这个意外又怎么规定。

扩大至两年，至三年，坟头都长草了，你再回家守孝？

再说了，如果扩大至三年，官员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，来调整什么时候回去丁忧，这是在维护孝道，还是在破坏孝道。

孝道不是人人都该遵守，为什么又要区分文武？

这文武还不好区分，比如说王韶，他是算文臣，还是武将，警司是算文臣，还是武将。

关键，在甘州的官员，到底要不要丁忧？

因为丁忧是没有算在基本法内的，不可能让人家吐蕃人回家丁忧，那朝廷派去那边的官员，怎么去算。

这是理不清的。

立法会也给不出一个具体解决方案，那司法官员怎么去判断，在公检法制度下，是不能各判各的。

最终，大家还是达成一个共识，大家都认同孝道，丁忧，只是由于操作不来，只能将丁忧制度从律法中移除。

但是后面是有补充的，不以惩罚来论丁忧，而以鼓励，看官员自己的意愿，如果官员要申请回家丁忧，若无必要理由，朝廷必须给予批准，并且发足额的俸禄。

不过规定丁忧日期为百日，而不是二十七个月，也就是俗称的三年。

其实在重新立法之前，就没有规定要丁忧多久，有百日之说，也有三年之说，主要是看自己的意愿，就是富弼开的头，他身为宰相，愣是回家丁忧了二十七个月。

他虽然是自愿的，但他可是富弼，地位、威望都不是一般人能比的，这是一个很好的表率。

而在当初立法的时候，富弼刚好又是立法会长，他虽然没有要求跟自己一样，因为他向来是严于律己，宽以待人，但是大家都认为应该效仿，才规定二十七个月。

但这是在冗官的前提下立法的，当时的情况，不是特殊差遣官，不怕找不到人补，由于后来的官制改革，知县、知州权力都是很大的，不可能随意撤换的，如果这些人回家丁忧二十七个月，朝廷还必须鼓励，那这会出问题的。

所以，是基于这一点，调整到百日。

番外三

这场立法会过后，这《大宋律法》上面又多出三十几页纸，这就是法治的体现，只会越来越厚，越来越细。

而在这期间，张斐其实并未有过多参与，就如同他之前也并没有过多参与立法，哪怕富弼希望他多多参与。

但他总是说，他欠缺经验。

这真不是在谦虚，而是事实，在具体立法方面，他是远不如司马光、范纯仁他们。

他只是守住法制之法的理念，以前他还是需要提醒大家，但现在也没有这个必要，因为他是大庭长，如果立出来的法，并未遵守法制之法的理念，他是可以直接否决的。

但此次立法，并没有给张斐太多表现的机会，正是因为以前张斐反复强调法制之法的理念，这回他们在立法的时候，都没有触碰到这条警戒线，都已经有意识去遵守。

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。

此外，这场立法会，也在无形中化解了快要死灰复燃的党争。

能够立法成功，代表着各种理念的大臣在某一定上达成了共识。

就比如说丁忧。

王安石这一派是非常反对强制丁忧的，不是因为孝道，王安石也是非常孝顺的，而是因为丁忧与他们的执政理念有所冲突。

而保守派则是强调孝道。

双方的利益争执点在于，假设废除丁忧，但是保守派个个都是以道德标榜自己，他们一定会要求丁忧的，而革新派可能会有人不愿意去丁忧，那么在晋升方面，保守派就会吃亏。

双方其实是各退一步，丁忧还是存在的，只是形式上从惩罚变成鼓励，确定即便我去丁忧，也不妨碍我晋升和俸禄。

同时也将三年缩短为百日。

在此次立法大会过后，大家的心思就还是放在灭辽大计上面，一方面在北境推行税币，迷惑辽国，而另一方面，则是展开对李朝的战争。

而射出第一箭的竟然是邕州的税务司。

目前最精锐的税务司都在最南边，因为这里很多州县都是采取羁縻制度，当地有很多酋长、寨主，他们不但不用交税，反而还掌控着当地的税政，他们就是这里的土皇帝。

因为邕州等地，真是山路十八弯，非常适合小规模的割据。

最初公检法来到这里，范围其实只在城镇，以及买卖方面，其余的都不管，酋长就是要动用死刑，他们也当做没有看见。

还是税务司打开这个僵局的。

当初在京东东路剿匪的税警，是陆陆续续都调往这里。

他们来这里就要发财致富的，在这里潜伏两三年后，就开始针对这些大酋长进行征税。

而这里的大酋长可比中原的